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真正问题,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石。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围绕死亡而组织的社会。

很多人感慨中国缺乏死亡教育。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这是说,我们这个民族恐惧厌恶死亡,忌讳谈论死亡,我们从来没有为死亡做好准备。

可是细看历史,中国人以前并非如此。事实上,死亡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石。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围绕死亡而组织的社会。

马王堆汉墓帛画局部

马王堆汉墓帛画局部

马王堆汉墓帛画局部

自远古以来,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死亡。死亡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可控、生命必然的过程。如何崇拜祖先,构成了商代人生活的日常。商人相信,只有勤勉地祭祀祖先,祖先才会保佑活着的子孙。所以,他们用最好的器物和食物祭祀; 时常会杀掉大量的战俘和奴隶,来告慰祖先之灵。现存的商代文物,无论是精美的青铜器还是玉器,大多是祭祖或者陪葬的用具。商人通过各种仪式,与死去的祖先交流。他们通过观察烘烤过的甲骨上的裂痕,来获得来自祖先的预言和教导。汉字的起源,来自于对人们与死者交流的需要。

祭祖,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商代的王族墓园,大多紧邻王城。人们相信,无人祭祀的祖先,将成为游魂野鬼,不仅会迁怒于后人,还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没有继承人,则意味着无人能继承香火,意味着祖先和自己,将因为无人祭祀而成为孤魂野鬼。所以不能生育没有后代,便成了最大的不孝。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祖坟无人照料的忧虑。古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伦理,全都围绕着死亡。

从最初开始,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关于死亡的文化。

商代陵墓人殉

商代陵墓人殉

商代陵墓人殉

征服了商人的周人,废除了残忍的人殉,却发扬了祖先崇拜的文化。周人相信,人死后魂魄还可以存在一段时间。《左传》中子产说:“人生始化曰魄,既能阳,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这是说,遭遇横死的普通人,魂魄也可以变成厉鬼作祟。而贵族生前养尊处优(用物精多),死后魂魄能存在得更长久些。特别牛逼的贵族魂魄,还可以成为神明。

所以,周代的天子要建立宗庙供奉七代以内的祖先,诸侯要供奉五代,一般贵族供奉三代。不过,即使是天子的魂魄,数代之后也会渐渐消失,太过于久远的祖先,就不用再祭祀了。

战国时期的楚国人相信,人死后,魂与魄会分离。人在弥留之际,家人要爬到屋顶上,用他穿过的衣服向远方召唤:魂儿啊,快回来吧。如果还不能醒来,那么就是真的死去了。这就是《楚辞》中屈原说的“魂兮归来”的原意。

战国《人物龙凤帛画》

战国《人物龙凤帛画》

战国《人物龙凤帛画》

在死亡文化之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宗法制”。春秋时期的华夏国家,最重大的活动就是如何组织战争和祭祀,如何“养生送死”,如何面对死亡。 宗法制看起来是用亲属关系来确立政治秩序,实际上是用死人与死人的关系,来确定活人与活人的联系。

频繁的祭祀,不仅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纵向形成历史记忆,更在活人与活人中间横向组成社会关系。死去的先人,让活着的人们理解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应该干什么,谁是自己的亲人,谁是自己的仇敌。

在古代婚礼中,新娘要去新郎的祖庙里,向先祖报告,婚姻关系才算缔结。先秦古籍《公羊传》赞颂“复九世之仇”。就是说,最大的耻辱,不是自己被侮辱,而是死去的先人被侮辱。为过世的祖先报仇,就算过了几代人也不算晚。

孔子虽然不愿多谈论死后的世界,但是对于先人的祭祀,却异常认真。据说,孔子的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去世了。孔子的母亲没有告诉他父亲的墓在哪里。母亲死后,孔子将她的棺木暂时存放,直到搞清楚父亲的墓在哪里之后,才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史记》上说,这是因为孔子对于葬礼非常慎重。在儒家看来,“慎终追远”的目标,不仅仅是告慰祖先之灵,更是锤炼个人品格的方法。死亡不是陌生而神秘的,而是熟悉的生活日常。

慎重对待死亡的观念,贯穿中国古代历史。汉代人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并不恐惧死亡。因为,死后人们将会见到列祖列宗和所有先逝的亲人。有时,和死去亲人团聚的欣慰,会远大过死亡的恐惧。汉末的孔融全家被曹操处死。他的一对年幼的儿女,在受刑之前,互相告慰说:死去便可以见到父母,难道还不快乐吗?所以能够从容赴死。

同样,死后面对先人质疑的压力,有时候也会超过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司马迁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学者们猜测,他的顾虑可能是,如果没在生前完成《史记》的编写,会无颜在死后面对自己的父亲。毕竟,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开创了《史记》的写作。对司马迁来说,焦虑并不来自死亡,焦虑来自于死后面对父亲的那个时刻。可以想象,这让司马迁如同明天将要死去一样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

司马迁

司马迁

司马迁

古代的中国人,坦然接受死亡。他们的世界观里,无处不见关于死亡的思索。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提出了一个难解的问题。为什么好人大多在受难,坏人则大多在享福?他问道:如果这是现实,那么做个好人还有什么意义?

司马迁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他暗示:也许历史,可以给出一个裁判。对于作恶多端的恶棍,史书会给予谴责;而为理想受难的善人,史书也会给予赞扬。司马迁写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在死亡之前,没来得及建立自己的美名。历史学者,由此获得了与阎罗相似的审判权力。这让司马迁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使命感和自豪感。

公正的历史评价,既是对死亡的救赎,更需要用生命来捍卫。

历史,是古代中国人的死亡教育。历史让人们知道,死亡并非终结,而只是一个开始。所有现世的善良与恶行,都将在死后,被公正的记载、传颂、唾弃。所有的苦难与不公,都将在史书中,得到补偿。纯洁的死在历史记忆中,是很多中国人至高的人生理想。用文天祥广为传颂的诗句来说,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采薇图

采薇图

采薇图

但是,司马迁也意识到,历史写作也充满了局限。那些在深山的隐士,他们的德行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他们将被死亡所遗忘。能够被史书记载的,往往是碰巧被大人物提到、或是偶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中心的人物。司马迁写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

就是说,能否“留取丹心照汗青”,主要靠运气。

这让司马迁非常沮丧。

问题的解决,还得等到佛教的传入。汉代末年,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带来了印度的轮回观念;这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人们原来以为,死去的祖先会和自己没事常联系。现在佛教却告诉人们:你老爹死后可能会变成一条流浪狗,甚至一只猪——具体变啥要看他生前造了什么孽缘。先人死后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保佑后代?这种新的死亡观,对中国本土的祖先崇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南北朝时期,有人攻击佛教如何与本土孝道不兼容。而更多的人,则在解释轮回的观念如何可以和祖先崇拜相协调。随后的近两千年中,轮回与祖先崇拜,这两种不同的死亡观,不断的融合与冲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死亡教育。

轮回的死亡观,相比祖先崇拜的优势在于,确立了末日审判的观念。佛教告诉人们,死后不仅要面对自己的祖先和亲属,还要面对家族之外、更高的公共权力——阴间的审判。想干坏事的人们,得先想想死后十八层地狱的种种酷刑,以及来生为牲畜的痛苦。

大足石刻中的“地狱”

大足石刻中的“地狱”

大足石刻中的“地狱”

困扰司马迁的“好人没好报”的问题,就如此被解决了。如果历史写作只是对死亡微弱的补偿。那么地狱天堂与转世,就是对死亡终极的救赎。佛教的死亡观念,通过各种故事、经文、图画、雕塑和戏曲,熏陶了一代又一代识字或者不识字的中国人。佛教的死亡教育让人们明白,死亡并不陌生,它是生命熟悉的过程。它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与祖先崇拜相比,因果报应的死亡观,显然更能强化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毕竟,帝国政府需要一种超越家族利益的死亡观念。传统中国的公共伦理,建立在死亡教育之上。

有人在主张中国缺乏死亡教育时说:“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这种看法,不能让人同意。

且不说祖坟和宗庙是中国人重要的活动场所,大多并不在“远离人烟”之处。“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其实来自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供奉死去的先人要如同活着时一样,才算尽孝。用逝者生前器具陪葬,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古代横跨欧亚大陆到美洲的流行葬丧文化特征。烧纸钱,其实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达之后,才出现的新传统。与欧洲的风俗相比,我倒不觉得纸钱有多俗气——毕竟反映了中国人对货币流动性的认识,适合国情,体贴实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仪式,活人参与到死亡中来,让死亡成为了一个熟悉的、可控的、日常的、生命必经的自然过程。

现代中国人对死亡的陌生感与恐惧感,其实是现代化的结果;是传统文化逐渐凋零,人们在文化上无所适从的一个缩影。

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在研究了欧洲的死亡观念后,出版了《我们死亡的时刻》一书。他发现: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觉得死亡是一种陌生的、突然、糟糕的事情。相反,死亡是一种熟悉的、“被驯服”的过程,是人生固有循环的一部分。中世纪的人们坦然接受死亡,并试图用仪式——比如为临终者全身涂圣油——来“控制”死亡。这与古代中国对死亡的态度,不谋而合。

阿利埃斯认为: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冲击了中世纪的死亡观念,同时也带来了死亡的陌生感和恐惧感。死亡从一件“所有人都要经历的“的常态,变成了“我要经历”的陌生体验;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告别,变成了我与我拥有的财物的告别;从生命与救赎之间的桥梁,变成了个人意识消失的深渊。中世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宗教仪式,让位给了现代医院中从未见过的各种仪器。死亡不再是一件可以被“驯服”的熟悉事件。它成了一件陌生的,突然的、意外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灾难。

同时,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唯物论的影响,死后的世界,从此变得虚无缥缈。如果没有末日的审判,那是否意味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现代欧洲的死亡观念,颠覆了之前由宗教支持的传统道德和文化秩序。

这种现代死亡观念,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传入了中国。立刻对中国的精英,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运动高举“科学”的旗帜,将祖先崇拜与轮回转世,统统当作迷信与糟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对于如何面对死亡,却没有给出个一个完整的答案。在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死亡变成了一个负面、黑暗的存在,代表着崩溃、消失、失败、与终结。

五四诗人徐玉诺这样描述死亡:“风起了/花团儿随风飘摇 /恐怖弥怖在林间”。在鲁迅笔下,死亡是残忍,灰暗、无奈的;是《孤独者》中向现实妥协的魏连殳的归宿,是《伤逝》中为爱情绝望的子君的结局。鲁迅在《死后》中写到:“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 死亡是五四时期作家最常见的题材,其共同特征是,都与传统的死亡观差异巨大。死亡不再是熟悉、可控的生命必经过程,不再是一个新开始。它是一个神秘、陌生、阴暗而恐怖的黑洞,毁灭了所有的意义和希望。

这样的死亡观念,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通过教育的普及,似乎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导观念。人们忌讳死亡,厌恶死亡,无法也不愿为死亡做好准备。对死亡的恐惧深入骨髓,让即使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必须要在玩笑中虚构一个死后的世界,才能谈论死亡——人们把死亡说成是“去见马克思”——尽管这听起来象是一个讽刺。

现代的死亡观念,在最近四十年中,与消费主义结合,演化成了最纯粹的享乐主义和物质追求。既然死后一切灰飞烟灭,还有什么能阻挡人们在生前满足一切欲望呢?如果死后我们一无所有,还有什么能提醒人们在不受现世惩罚的时候,坚持操守,不为所欲为呢?

现实世界道德的崩塌,来自于死后世界的瓦解。

我想,所谓中国死亡教育的难处,恐怕正在于此。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死亡教育,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土崩瓦解。而新的死亡观念,却尚未建立。

如果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对死去的祖先负责,不是为了轮回往生,甚至也不是为了在历史中留下值得歌颂的足迹,那么,人们除了吃喝玩乐、升官发财、享受刺激,还能干点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人,面对死亡,茫然失所。他回头望向传统,看到一片迷信与无知的荒野;当他眺望生命的尽头,只有一片虚无与恐惧的黑夜。悬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似乎只有当下的吃喝拉撒。

我们缺乏的,并不仅仅是死亡的教育,而是现代人生存意义的解答。

也许,关于死亡最重要的教育,是在生活的庸常中停下想一想: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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