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链视域下,青年文化的群体偏见与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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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淑媛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

鄙视链以互嘲和自嘲为表征,是当下我国社会土壤中滋生的一种亚文化现象。鄙视链的形成与社会阶层的分化重塑、丰富多样的文化种类和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新文化群的构建、同质化信息的反复扩散进一步强化鄙视链的认知。

究其根本,鄙视链折射出了现代青年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映照出的当下青年人存在的身份焦虑和社会认同危机。因此,有必要通过倡导正面、多样化的成功观,共享、包容的社会心态,不断消除认知偏见;积极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平台效应和互联网+的融合作用,逐渐弥合阶层鸿沟。

关键词:鄙视链;群体偏见;认同危机


鄙视链是伴随着网络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指的是青年一代在态度认知上对于他人的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存在着多层分级的链条。

“鄙视,不仅像是一条食物链,更是当下社会宿命的怪圈”[1],从搜索引擎、论坛、微博、聊天工具、浏览器、社交网站等互联网应用,到足球联赛、电影、电视剧、音乐、游戏、时尚、杂志等文化娱乐,包罗万象,不一而足。如果说鄙视链作为一个热词,最初只是反映了个体的习惯品味,那么经由大众媒体敏锐捕捉、反复传播,并在网络平台的各种社交应用中迅速普及、广泛发酵后获得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共鸣。

吊诡的是,流动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总是能够提供更加生动的注解,地域鄙视链、学历鄙视链、行业鄙视链、年龄鄙视链、住房鄙视链、中产育儿鄙视链、中国式相亲鄙视链、旅游鄙视链等话题总是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鄙视链逐渐从个人层面的自我认同扩展至青年圈层之间的群体偏见。

偏见作为一种态度,根植于人类的心理基因中。

“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2],本质是“对一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负性的预先判断”[3],然后形成片面认知和负面评价。由偏见性的态度导致出现的歧视性行为久已有之,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一直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典型研究,而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经常是西方国家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认同则是现代性的产物,“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认同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4]。认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人在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个体自我的延续,能够带给个体社会心理的稳定感”[5]。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个体通过向内用力,通过内在参照系统而形成了自我反思性”[6]。社会认同理论最早由亨利·泰费尔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7]。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比较进行分类,将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归为内群体,与自己不同的个体分为外群体。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讲:“为了建立关于‘我们’的‘认同’,必须寻找对立面,建构‘敌人’,从对‘敌人’的想象中寻求我们自身的形象;在大部分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同的情况和压力下,决定自己的认同的”[8]。

无处不在的鄙视链现象折射出来的依然是当下年轻一代寻求群体认同的心理轨迹。互联网在重构现代青年人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信息沟通方式,社会分层更加细化和多元化,群体关系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基于长久以来学界对于偏见和认同理论的探讨,我们需要探究的新问题是:通过鄙视链这一文化现象,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一代在观念和行为上有什么样的新特质?互联网在技术和应用层面如何影响了青年圈层的形成和演化?在网络舆论空间中戏谑自嘲和讥讽表达的背后,隐藏着青年人什么样的精神困境?

因此,有必要从时代特征、环境变化、阶层重构、心理变迁、价值取向等多重视角来深度审视鄙视链这一文化现象,探寻化解群体偏见、解决认同危机的现实路径。

表征:互嘲和自嘲

“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9]。流行语是一种表征,包含了人们当下的观念、情绪和心态,戳中了社会现实的痛点。“青年文化最能够反映社会变化的本质特征”[10],在鄙视链作为流行语符号化、意义化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新一代青年人对于社会现象的看法。

尽管鄙视链与歧视都源于偏见,但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歧视已经从负面态度发展至敌意行为,而鄙视链反映的只不过是中国当代青年的集体心态,基本上停留在观念认知层面。歧视行为本身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突出体现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两个方面,歧视者和被歧视者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种族歧视是指统治者根据种族和民族特征,将人们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并加以敌视和不平等区别对待的行为。尽管经过了废奴运动、南北战争、黑人平权运动,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依旧不容乐观,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的事件不时见于报端,呈现出政治生态极化、种族冲突升级的迹象。性别歧视更多指的是对于女性的歧视,主要是基于男女的生理差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为男女分工不同、宗法制度的确立而造成的女性经济地位的弱化,无论东西方,都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现象。

2017年始于美国、并波及我国的反性骚扰运动不仅仅揭露出了现代社会中潜藏的诸多歧视女性、实施性暴力的个案,更反映出了性别歧视对于女性身心造成的恶劣影响。时至今日,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依旧是西方社会的顽疾。而鄙视链展现出的是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独有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具有流行性和在地性的特征,而且内涵不断泛化,大到教育理念、职业声望和择偶标准,小至个人的兴趣爱好,社会各个层面存在的观念性差异大都被贴上了鄙视链的标签。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年轻一代,善于利用网络平台,乐于表达自我。从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90后几乎与互联网共生同存,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90后年轻一代的文化基因。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里,他们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宽广,真实环境和虚拟空间的结合,使得他们的个人身份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网络社交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接受新观念、新知识和新理论的过程中,他们没有陈旧思想的包袱,更容易形成自由的心态和自信的性格,因此他们敢于彰显个性,表达个人观点,毫不掩饰个人喜好和对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并且开诚布公地表达对于链条末端的鄙视。大大小小的鄙视链的存在,呈现出来的是网络社会多样化、碎片化趋势导致的文化差异与选择差异。

在伯明翰学派看来,“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社会关系被建构、被型塑的方式:但也是体验、理解和阐释这些关系形态的途径”[11],通过“仪式抵抗”和“符号性抗争”,“以想象的方式、象征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难题”是“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青年亚文化的重要价值体现[12]。不同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标志和表达方式。我国对外开放深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为90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环境,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权力结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和转型。鄙视链并非传统意义上带有阶级优越感的偏见和负面评价,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抵抗和抗争,而是当下我国社会土壤中滋生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反映出青年人特有的消遣娱乐的心态和自黑自嘲的语言特色。他们通过戏谑自嘲的方式来展示自我境遇,通过互嘲揶揄的表达进行群体区分。层层分级的链条真实提供出清晰的上升通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严肃性,但同时也隐藏着青年人对于优质生活的向往。

成因:社会阶层的分化

重塑和新文化群的构建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鄙视链的形成与社会阶层分化重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鄙视链体现出了对于社会群体的再区分,而且这种区分的维度十分广泛,体现在经济、文化、教育、区域、年龄等许多层面,经济地位、社会资本、思想观念、价值定位、文化取向的差异性建构起了鄙视链条上的不同群体。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作为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不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经济地位(财富)、社会地位(声誉)和政治地位(权力)作为阶层分析的主要标准,其中,经济地位仍然是我国阶层划分的核心要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和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城市化改革的启动,社会的阶层结构不断分化,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在知识分子阶层之外,还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阶层。

另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互联网+的推进,也不断催生出许多新兴行业,城市规模的扩大加速了社会流动和劳动分工的细化,这些变化进一步促进了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进而重塑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在解放生产力、改变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政策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区域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涉及民生的诸多方面不再单纯依靠国家的计划性供给,而是要通过竞争来获取,通过经济地位来决定社会阶层的归属。鄙视链既是社会阶层分化重塑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收入不平等、发展不均衡社会现实的准确描述。

从青年成长的角度看,鄙视链体现出了互联网时代文化种类的丰富性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大数据、大平台的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互联网本身也不再是虚拟不实的经济体[13]。互联网延展出微博、微信、网络游戏、网络剧、网络直播等多种新文化形态;同时,互联网也已成为一种生产力引擎,渗透到多个行业、多个领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范围。“玩个游戏,有游戏鄙视链,星际>魔兽>DOTA>LoL>王者荣耀>阴阳师>其他手游;送孩子上幼儿园,有幼儿园鄙视链,国际学校>示范性幼儿园>民办>公办>地段幼儿园;就连旅游也不能免俗,南北极>欧美>日韩>东南亚>港澳台>国内各地……[14]”互联网介入年轻一代的生活已经成为日常,青年人的生活境遇和价值追求就这样通过五花八门的鄙视链勾连起来。

从个体身份确立的角度看,在互联网推动下构建起来的新文化群进一步强化鄙视链条上不同层级之间的界限。马克斯·韦伯认为,“身份指的是生活方式,它还指社会尊重,也就是依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赋予他或她以尊重和仰慕”“‘社会’交往限制在身份相当的圈子,这种‘社会’交往不服务于任何经济的、商业的或其他的‘实用的’目的”[15]。身份的确立,更多是为了在群体中获得认可和安全感。在伯明翰学派看来,文化群是“包含观念、信仰、价值观、是非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依据文化权力的范围,“各种文化群被划归为不同的排列等级,而且,在支配和从属关系中彼此还处于对立状态”[16]。

互联网连接的广泛性和便捷性更加清晰化、细致化地使“人以群分”,麦克卢汉按照媒介演化的角度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17],电子媒介巨大的整合能力为人们的感官带来新的平衡,使人们重新走向部落化,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又使得部落裂变为网络社群。“一个群体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既要归功于对其他群体、事件和观念等的‘否定性’反应,也同样要归功于对于一些特定倾向的‘肯定性’的回应”[18]。在这种全新的文化群落中,大数据技术和机器算法应用,按照用户的点击兴趣推荐内容,也在不断强化个体的选择偏好,而多维度、去中心化的立体互动便于成员之间深度交流、分享心得,使得同一文化群中的趋同性更强,同时,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区分度更高的审美趣味使得不同文化群之间的差异性更大。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同质化信息的反复扩散与社会范围内的心理形成呼应,强化了人们对于鄙视链的认知。媒体信息传播所形成的“拟态环境”,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还在塑造着人们的身份,改变着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也使得不同文化社群之间泾渭分明。相对大众传媒而言,互联网极大扩张了信息传播者的数量,一方面,各种类型的媒体机构在追逐点击率和流量的驱动下跟风传播社会热点性话题,利用标题党、流行语不断扩展鄙视链的内涵和范围。正如作家韩少功所说“我们处在一个符号化的社会。这是一个传媒社会,其次,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投资者和特定消费群决定的”[19]。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为社会成员搭建起了个性化的信息传播通道,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和互相攀比也加剧了认知固化,形成“信息茧房—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信领域”[20]。网络社群则将具有共同信息选择偏好的人集合起来,剔除干扰信息、甄选有用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圈层的“信息茧房”。

实质:身份的焦虑

和社会认同危机

本溯源,鄙视链折射出了现代青年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摇摆不定、频繁换位的心理状态。在信息科技浪潮的裹挟之下,中国现代社会充满了流动性和可能性,充满了无限诱惑和快速变化的社会氛围,给每个人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和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鄙视链条上的层层等级映照出当下青年人身份的焦虑和社会认同危机。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历史证明,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便缘此而生了”[21]。爆发式、几何型增长的信息量为人们带来了对于未知的恐惧,如果没有接收到实时更新的信息,如果因为信息滞后而不能参与到群体的话题讨论中,就会感到与外界脱节,甚至有被孤立的感觉。

信息和知识焦虑是现代青年人的症候之一。中国青年报对2003名受访者的一项调查显示:“73.2%的受访者自称有‘知识焦虑’。61.2%的受访者认为‘知识焦虑’是因为工作学习中要用到的知识多,自己储备不够造成的。86.0%的受访者平时会主动‘充电’学知识。要更好地进行学习和自我提升,61.5%的受访者建议制订好学习计划,避免半途而废,52.7%的受访者建议明确学习目标,不要贪多”[22]。互联网经济带动下的青年创业者的暴富和陨落也在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向往成功的美好愿望与知识储备不足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自我实现的困境。代际的快速更迭显示出对于年龄的焦虑,“00后觉得90后已属大龄青年;90后觉得80后是资深剩男剩女;80后觉得70后这些欧巴桑欧吉桑居然还出来混江湖,不好准备退休养老了嘛;70后觉得50后、60后这些大伯大妈有点落伍,跟不上新潮……”[23]。婚恋观往往能集中反映出每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从“50年代找干部,60年代找军人,70年代找工人,80年代找大学生,90年代找富商”,过渡到当下“京籍京户、中心城区及教育高地房产、男性海归、女性本科,被认为是相亲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指标”[24],相亲鄙视链揭示出现代人情感的焦虑。而其他涉及地域、住房、育儿、职业等方面的鄙视链则反映出现代人的物质焦虑和对于财富成功的渴望。

安东尼·吉登斯将风险社会中出现的“以伤害、困惑、背叛、疑虑和敌意等形式体现的存在性焦虑”视为现代性的后果[25],从传统社会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性社会、特别是在步入全球化进程中的晚期现代性社会之后,以血缘、地域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的断裂使人们产生存在性焦虑和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往往表现为“个人的无意义感,即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26]。查尔斯·泰勒对认同危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是“一种严重无方向感形式,人们常常不清楚自己是谁,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位置也极端不确定”[27]。我国正处于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阶层重构、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不断交融,这些新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认同危机,鄙视链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了当下青年人存在的认同危机。

第一,鄙视链视域下的认同危机表现为自我角色的混乱。鄙视链外延拓展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呈现出网络化结构。鄙视链条中的个体则呈现出交叉性特征,有的人处于这一条鄙视链的顶端,同时也有可能处于另一条鄙视链的末端,不同链条中身份的变化和角色的多重性,使得青年人在寻求社会认同时充满了纠结和不确定性。

第二,表现为认同观念的迁移。正如《天涯》杂志社社长孔见所讲的:进入21世纪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的已经到了无法往来的程度。即便在同一个学校班级、同一个公司单位,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很难拥有共同的经验感受,也很难找到共同的言语[28]。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加开放,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青年人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在鄙视链条中的身份特征并不会一成不变,现实社会中的身份迁徙自然会影响个人认同观念的变化。另外,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观念也处于变动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行业的发展,鄙视链条中的层级之间也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例如,较早存在的“微博鄙视链是twitter/饭否>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等其他微博,聊天工具鄙视链是Gtalk>MSN>QQ>飞信”[29],但是,如今twitter和Gtalk、MSN已经退出我国互联网应用市场,饭否和飞信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处于颓势,新浪微博和微信成为人们使用率较高的网络应用,可以说,微博鄙视链和聊天工具鄙视链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在不同的用户体验中,鄙视链条的各个环节中增加了新的内容。这都表明随着鄙视链条的流动变化,人们的社会认同也随之变化。

第三,表现为群体之间的舆论冲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较早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团体中的个体会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从中确定自我价值,形成对于我群体的积极认识”[30]。在此基础上,亨利·泰费尔也将类属化、认同和比较作为社会认同的三个基本历程。“类属化指人们将自己归入某一群体;认同是认为自己具有该群体成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优劣、地位和声誉”[31]。在个体成长的特定社会范畴化语境中,会形成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更优越,并贬损其他群体的价值。鄙视链的实质是加强内群性偏好,与外群体争夺话语权,从而引发舆论冲突。互联网不仅为群体的舆论发声提供了便利的通道,也带动了社群经济的发展。处于鄙视链条上的不同群体,拥有话语权的能力代表了各自的地位和声誉,同时也能带来关注度和流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例如,处于竞争状态的粉丝群体经常采用信息密集发布、拉票助攻偶像、诋毁其他对手等方式展开舆论大战,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偶像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

结论:消除认知偏见和

弥合阶层鸿沟

鄙视链现象的出现源自人们的偏见,成因于时代环境的巨大变革和社会阶层的重构,反映出当下青年人的心理印迹。在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中,鄙视链条上的群体行为具有了无意识的一致性,并通过分享信息表达了共同兴趣和价值取向,情绪得到了宣泄和释放。但是群体内的连接并不紧密,观念态度也并非不能转变,在现实生活中的上升通道实现以后,群体成员就会发生分化。由此可见,鄙视链呈现出来的偏见并不固化,可以进行化解和引导。首先,有必要倡导一种正面、多样化的成功观。马尔库塞把单向度的人定义为“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象更好的生活”[32]。

鄙视链无形中将成功的标准单一化和物质化了,将成功的维度更多地指向了财富和权力,而忽略了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和精神层面的充盈。现代社会在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之后,也提供了群体归属和自我实现的多项选择,人们有机会、有条件开拓出丰富多样的成功渠道,并能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关键就是不要被单一向度的成功观所绑架,从而束缚了追求多元化价值实现的美好愿望。其次,有必要倡导共享、包容的社会心态。社会学家费孝通针对如何处理不同文化关系总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对于消除鄙视链条层级间的偏见、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同样具有启迪性的意义。鄙视链条中呈现出来的价值选择并不是“零合游戏”,群体之间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彼此欣赏,形成共生共长、和而不同的平衡态。

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是全球性的挑战,也是一个长期需要面对的难题。鄙视链的存在展现出了传统社会阶层在通往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社群化、再部落化过程中的解构与重构。“脱域机制将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也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33]。

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的不断交融,使得个体突破了原有地理空间的界限,在网络群体中实现了从地域的缺席到虚拟的“在场”,并且以信息传播为连接方式,为个体提供除血缘、地缘之外的归属感。互联网不仅开启了公共领域的新时代,而且为弥合阶层鸿沟带来了新的契机。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平等、开放的互联网信息平台,促进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加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创新发展中的融合作用,拉平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实现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经济结构的变革,逐渐瓦解阶层之间的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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