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洗钱工具,还是消除人类不平等的工具?

​​教育是洗钱工具,还是消除人类不平等的工具?

教育,是在消除人类的不平等,还是在增加人类的不平等呢?

卢梭说,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不平等的枷锁之中。

有人却说,卢梭把话说反了:应该是,人生而不平等,却总在争取平等的路上。

那么问题来了。教育,是在消除人类的不平等,还是在增加人类的不平等呢?

我想从中国古代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是没有“教育”这个词的。这个词,其实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人,为了翻译英语“education”而造出的一个词,在清末传到中国,变成了一个新颖时髦的概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教育”的观念。中国古代的“教育”,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教”,另一个是“学”。这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相当于英语中的“teaching”和“learning”。 无论是教还是学,在整个传统中国,都和政治紧密相关。

在上古时代,教育的核心,就是政治。周代是进行分封制的。周天子把亲朋好友马仔都当作诸侯分封出去,管理地方。这样的国家比较简单,一个“国”就是一个分封出去的家族。这些诸侯到了地方上,也按照这个模式,把土地和权力分成小块,分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马仔。土地和爵位,在每一个贵族家庭内由长子继承。这样的“国”就是“家”,“家”就是“国”。

在这样的国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培养继承人。

孔子最喜欢说的“礼乐”,不仅仅是组织国家的制度,也是培养贵族继承人的教育方法。由礼乐制度教育出来的贵族子弟,会货真价实的成为“国家”的主人。

成为合格的继承人,必须要学习古代的文化经典:搞诗歌朗诵,要读《诗经》;要讲历史故事,要读《尚书》;想理解天地万物,要去看《易经》等等。此外,还要学习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数学等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古代的通识教育,今天也叫博雅教育。

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问题,根本是一个政治问题。

孔子虽然被尊为“万世师表”,是史上最著名的教师劳模。但是他一生的主要目标,是怎么培养合格的政治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政”的问题。孔子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他教育出来的“君子”能够进入政府,那么政治就没有搞不好的道理。

所以,他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到处自驾游。就算没人聘用他,也没有关系。因为,孔子觉得,只要能把杰出的人教育出来,推荐他们去政府,那么政治就会变好。他确实有很多学生进入了政府。

在孔子之前,教育是一种体制内的事情,是一种“官学”。从孔子开始,教育成为民间、私人的事情。用来自民间的教育方法和理念,来改良政治,是儒家开创的传统。

战国时的孟子说,如果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算他只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当个低薪的客座教授,他一直相信自己的“仁政”理想,可以通过教育,影响全社会。

孟子的自我定位,是一个有文化权威的老师。这个老师的责任,不仅仅是教育学生,更重要的,是教育君王。

孟子去见魏国的国王。魏王一见面就问:“老头,你大老远跑来我国,能带来啥好处?”(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劈头就教训国王说:你这个问题就问错了。作为国王,老是谈什么“好处、好处”的就不对。你应该谈仁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孟子就开始批评魏国的政治。

这哪里是臣子在和国君讲话,分明是一个老师在教训学生。

在孟子看来,国君虽然有政治权威,但是老师却有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应该向文化权威虚心求教。臣子和国君的关系,就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君臣在朝堂上的议政,其实就是一种教育。教育和政治,其实是一回事。

当代的学者,把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之间的冲突,叫做“道统”和“政统”之争。

后来的荀子,虽然在人性问题上和孟子针锋相对,但是在教育和政治一体方面,两人并无区别。荀子所说的教育,就是培养未来能领导国家的君子,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他喜欢说“法先王”,意思是,国君要学习古代的文化,学习历史的教训,才能够当好一国之君。国君“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个受教育过程。

但是,让先秦的儒家学者失望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培养出一个仰慕古代文化的国君来。荀老师的学生中,有一个叫李斯的,跟着荀子读过书,后来跑到秦国去做官,反而建议秦国灭绝古代文化传统。这么看来,荀子的教育似乎挺失败的。

最后统一天下的,不是儒生们梦想的“仁义之师”,反而是提着人头追赶敌人的秦国的“虎狼之师”。这就很尴尬了。这个没文化的秦国,不仅把全国的书都烧掉,还把批评皇帝的儒生都活埋了。能够独立思考的学者,都被当作是“害虫”——也是韩非子说的“五蠹”之一。在整个秦帝国,皇帝号召大家“以吏为师”。就是说,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教育机构,也不需要理睬什么古代文化,更不需要什么独立的老师。大家只要向帝国官员学习,学好国家的政策法令就可以了。

孔子曾经说:“君子不器”,就是说,一个君子应该广泛涉猎古代历史文化,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精神,这样才不会成为暴政的工具。但是,在秦帝国,需要的只是工具型的专家人才,而不是能独立思考,具有批判性性思维的知识人。国家需要你修个弓箭,你就把弓箭修好。国家需要你做个鞋子,你就把鞋子做好。你不能批评朝廷的任何法令政策制度,更不能批评皇帝。

在秦帝国,教育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彻底为政治权力所吞没。

好在,这么尴尬的状态,很快就结束了。由于对民间资源的压榨过于残酷,秦帝国建立之后十五年,就在叛乱中迅速崩溃了。随之而起的汉帝国,带来了教育的新局面。

之后的汉帝国延续了四百多年,相当成功。成功的关键,是以尊重教育为名,把教育收编进了国家体制。把可能会批评朝廷的各种学术,变成了朝廷维持统治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汉代初年,儒学还要和其他学派(比如黄老道家)争夺经费。到了汉武帝时期,朝廷开始有选择的复兴教育。国家支持教育的初衷,是维护帝国的统治。所以,儒学中的“大一统”,“忠孝”,“恭敬”等观念,都成了优先宣传的对象。

朝廷还出钱在首都长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叫做“太学”。熟悉古代经典的老师,可以到国立大学当教授,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高。皇帝告诉地方官员,他们有责任在任区内选拔聪明的孩子,送到首都念大学,食宿学费全免,有全额奖学金。毕业以后,还可以直接分配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做官,待遇很好。

这时的教育,依然是政治的连体婴儿。皇帝以身作则,声称以孝立国,学习儒家教材《孝经》,地方官员也纷纷效仿。有人声称,可以用另一本教材《春秋》来指导行政和司法工作。

在国家的倡导下,汉帝国迎来了教育的复兴。最后,当受教育成了做官的前提之后,所有人都自称是孝子忠臣,是伟大导师孔子的信徒和好学生。搞到后来,也弄不清楚谁在真情流露,谁在逢场作戏。儒家学说,成了汉帝国最大的政治正确。

之前的秦帝国,通过压制取消教育,让教育变成政治的奴隶。而现在的汉帝国,则通过发扬支持教育,同样让教育变成了政治的奴隶。

虽然所有人都尊重孔子和孟子,但是没有哪个学者能像孟子设想的一样,成为皇帝的老师。当时有一位教授,叫做董仲舒,就是建议“独尊儒术”的那位。因为太庙失火,批评了国家政策几句,差点被人弄死,从此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

另一方面,教育也成为了权贵土豪巩固自己家族权力的工具。

由于去太学学习,就可以做官,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太学的名额。去太学必须要有文化功底,所以帝国的各个大家族,争先恐后的赞助学术,开创“家学”。汉代前期,纸张还没有大规模使用。所有的文字,都是写在竹简或者木片上的,一本书要用好几公斤的竹简编起来。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每一本书都要由人工抄写或者刻写在竹简上。制作一本书需要好几个月的功夫。所以书价十分昂贵。当时拥有一套《史记》,就仿佛现在拥有一辆宝马车那么拉风。

什么人才能拥有一大堆书进行学习呢?当然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只有有钱的土豪家族,才能让孩子不用去地里干活,去店里帮工,天天坐在家里,捧着一辆辆宝马车慢慢看。只有有钱的土豪,才能聘请有名的老师,来家里教自己的娃儿那些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文字。也只有有钱的土豪,能够获得地方官的推荐名额,让自己的孩子去太学读书,成为皇帝身边的随从。汉代人所谓的“学富五车”,就是看过五辆牛车才拉得动的书,全是用钱堆出来的。

所以汉代的世家大族,常常一家专攻一本教材。你家玩《诗经》特别遛,我家对《礼记》研究得特别透。还在自己家里编写教辅,动不动就写几百万字,当作秘笈藏起来不给人看,只给自家小孩学习。这种家族教育,不仅是为了小孩能学好了去太学读书,而且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汉代人说“子曰诗云”,就和现在人谈起去爬珠峰一样,装备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民币,自动屏蔽普通玩家。

汉代的教育,是社会阶层歧视链的标志。是一种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

唐代和东汉社会有点相似,也是一个被世家大族垄断的社会。唐代虽然出现了科举制,但是唐代大部分的官员,并不是由科举出身,而是由各个土豪家族推荐上来的。门第,是做官的主要门槛,知识只是一种点缀。唐代的土豪,叫做望族。他们家谱,是由朝廷认证的,目的是搞清楚家里有多少人,可以分得多少做官的名额。

有限的科举名额,就成了贫寒子弟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唐代的科举考试,没有后世那么严格。后来人看起来明显的作弊行为,在唐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在科举考试之前,考生可以拿着自己的作文,去考官家里拜访,说“学生某某,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然后考官会读读考生送上来的作文。这些作文,有时候是诗歌,有时候是小说,总之都是为了讨好考官。考官如果喜欢了,还没等正式考试,心里就已经录取了。等到考试那天,不过走个形式。这种行为,叫做“行卷”。

我们现在认为这样做有违教育公平。这不是“裙带关系”,“走后门”吗?但是唐代人不认为这是腐败,反而认为这是很风雅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唐代的科举,本质上是为了皇帝选下属。唐太宗在一次考试时,看着考生排队进皇宫,禁不住得意的说:“天下的人才,都被搜罗进老子的公司了。”(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在帝国这个大公司里,国就是皇帝的家,皇帝的家就是国。教育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教育。

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在处于现代化的社会中,腐败有时候会成为政府控制社会的有效手段。通过贿赂,政府将可能造反的势力,收编于旗下。比如在六十年代亚非拉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贿赂官员行为,其实是新兴的富人集团,希望借此干预政治。通过贿赂,富人集团在政治中取得了他们希望的地位和影响。如果你硬不让他们行贿 ,这些人可能就会去造反,用同样的钱去组织政变,推翻政府。所以与暴力活动相比,贿赂就成了一种柔性的,可控制的,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腐败就成了政府暗中鼓励、富人们积极参与的事情。因为,在僵化的政治制度下,新兴社会团体除了用腐败这个灰色的方式参政之外,还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

唐代的科举考试,同样起到了让新兴社会势力参与政治的效果。皇帝通过考试,吸纳寒门子弟进入朝廷,对抗那些凭借门第进入官场的土豪官二代。所以,通过科举出头的读书人,被叫做“天子门生”。为什么?因为政治关系,就是师生关系。教育,就是一种政治。

在战国时期,当孟子和魏国国王交谈时,孟子觉得自己是老师,国王是学生。可是,等到了唐代呢,皇帝变成了老师,读书人成了学生。从战国到唐代,师生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不变的是:政治关系,依然被比喻成教育,或者说,教育关系,依然用政治话语来表述。

儒家学者最初的教育理想,到底是实现了呢,还是被扭曲了呢?

教育的普及和平民化,要等到宋代以后才成为可能。

宋代的社会与唐代相比,有很大发展。经过安史之乱直到五代时期的战乱,世家大族大多衰落了。所以宋代出现了类似于现代的平民社会。

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最初用来印刷佛经。到了宋代,被用来大量印刷书籍。印刷术的普及,造成了书价下降。书价下降,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识字率的上升。加上政府对科举的提倡,社会风气发生变化,越来越崇尚文化知识。

宋代的官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考试教育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那么,科举考试是不是一个公平的选拔制度呢?

现代学者比如何炳棣,对于科举大加推崇。他比较了传统中国与中世纪欧洲后发现,中世纪欧洲实行封建制,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而政府只向贵族开放。血统和出身,决定了你能有多少政治权力。

而传统中国则不同。由于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科举制度保证了一种公平。就是说,如果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么努力就会在考试中得到回报。你和你的家族,会向社会上层流动,分享政治权力和财富。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没法通过科举,那么你和你的家族就会被“同龄人甩开”,落入社会底层。

所以,何炳棣认为,科举教育保证了中国社会更大的流动性。所以宋代以后的中国“富不过三代”。这样就不会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阶层固化。没有永远的精英,状元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努力的人,永远有机会。中国人在考试这个起跑线之前是平等的。

何炳棣把科举考试叫做“向社会上层攀爬的阶梯”。他的这个观点,曾经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然而,最近的研究,却让人开始质疑这个观点。新的研究发现,何炳棣虽然看到了考试过程的公平,却没有看到在考试之前,长期准备背后的社会不平等。虽然考试和阅卷过程很公平。但是,什么样的考生才能在科举考试中胜出呢?当然还是有钱有势的人家。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能让孩子不用工作,全心全意准备考试;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能有资源和财力请得起最好的家庭教师;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能有眼光(文化资本)和人脉(社会资本)去了解考官喜欢什么样的哲学观点——是朱熹,还是王阳明的粉丝?才能根据考官的喜好调整答案。

研究还发现,虽然明清时代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很多看来不是官二代出身,但是如果我们再扒一下他们的姻亲关系,就会发现,近一半的进士和举人,祖上或者本人的姻亲,依然是非富即贵的。换句话说,科举教育,其实是中国古代的精英集团,自我复制、延续权力的方式。

就是说,教育只是精英集团将财富变现成权力的方式。

它的本质,可能只是一种洗钱的工具而已。

科举教育,可能没有像何炳棣说的那样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反而可能固化了阶层的壁垒。不仅没有消除不平等,反而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有人说,东亚社会的传统就是尊重教育。大家都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或者“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民间谚语,都是宋代以来科举文化的产物。可是仔细看来,所谓的尊师重教,其实还是因为,除了考试这根独木桥之外,根本没法出头。说到底,还是被现实剥夺了选择的权利之后的一种无奈。古代中国教育制度表面的公平之下,可能掩盖着深刻的不平等。

无论如何,即使人类真的生而不平等,也应该总在争取平等的路上。

(本文原标题《教育是洗钱工具吗? 十分钟看懂两千年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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